兰州晨报2015年5月12日特别报道：兰州启聪聋儿语言康复中心，于无声处，聆听花开的声音

                                                                                                王亚丽(右)教孩子们认实物。

　　为了避免孩子“唇读”，康复中心的老师用手挡着嘴巴教孩子们发声。

　　这是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听不到外面的声音，说不出自己的话语，不能和正常的同龄人一样去学校上学，他们是聋哑儿童。他们中的有些人虽然安装了人工耳蜗，但因为缺乏专业的发声训练，只能生活在与世隔绝的“默默无声”之中。

　　一声“妈妈”，迟来了六年

　　当崔文英听到六岁半的女儿第一次用含混的话语叫自己“妈妈”的时候，她下意识地回答了一声“唉”。她庆幸女儿当时没有看到她吧嗒掉下来的眼泪，但晚上打电话告诉丈夫这一消息时，崔文英忍不住大哭了一场。她说，她等待女儿叫这声“妈妈”已经等了6年了，她形容这声“妈妈”带给她和家人的喜悦就像濒临干死的鱼儿终于获得了水的滋养一样，让人终于看到了重生的希望。

　　崔文英来自酒泉瓜州，每当别人问她为什么一个人来兰州时，她都回答，来陪女儿上学。只是她的女儿上的不是一般的学校，而是聋哑儿语言康复学校。

　　年近40岁的崔文英是普通农民，三十多岁时才生下了女儿李家。本来健康活泼的小女孩，因为幼时的药物过敏导致了耳聋，进而失去了语言能力。2012年，崔文英经多方努力，终于使家家在国家的资助下做了耳蜗手术。原以为有了“耳朵”孩子就能听会说，但崔文英在家教了整整一年，女儿还是不会发声，逼得严了，女儿甚至出现了叛逆情绪，故意不配合。希望再次落空，家里人几乎都放弃了让家家开口说话的念头，亲戚朋友也都劝她，“女娃娃不会说话不要紧，以后也不会嫁不出去的。”听了亲戚朋友的安慰，崔文英心里愈发不是滋味儿。为了女儿的未来，崔文英暗地里没有放弃对女儿开口说话的努力，一边试着教孩子说话，一边四处打听聋哑学校的情况。

　　2014年春天，崔文英不顾家人的反对，只身一人带着女儿从瓜州老家来到兰州，她听说，这里有专教聋哑儿童开口说话的学校。根据其他聋哑儿童家长的介绍，她选择了七里河一所民办的聋哑儿康复中心，在将女儿送入学校后，她就着手找工作，并在吴家园附近找到了一份为企业食堂做饭的工作，一来方便接送女儿上学，二来解决娘俩在兰州的开销。

　　每天早7时50分，崔文英准时将女儿送到位于兰州西站附近某小区内的聋哑儿康复学校，带着女儿在楼下和其他家长孩子简单交流之后，崔文英看着女儿被老师接上楼，才放心地返回吴家园上班。她觉得学校这样的时间安排很合理，在时间上不会耽搁自己在食堂的工作。

　　下午5时，崔文英忙完食堂的活儿就火速赶到康复中心接女儿放学，因此，她错过了自己在食堂做的晚餐。

　　有了人工耳蜗，并不意味着能开口说话

　　李家就读的学校名叫兰州启聪聋儿语言康复中心。这所仅有53名学生的学校，除了6名老师之外，全是3-13岁的聋哑孩子。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一个没有听力的孩子装了耳蜗，就自然会听会说了。而实际上，从无声的世界到有声的世界通过耳蜗手术，技术确实能解决问题，但从能听到会说，需要的就是专业训练了。

　　“我在北京的幼儿园教了几年孩子，产生了很大触动，想到咱们甘肃肯定还有很多贫困地区的聋哑孩子因为种种原因没法接受这方面的康复教育，所以几年前回乡开办了这家康复中心。”学特殊教育的王亚丽是这所学校的老师，也是创始人。2011年，原本在北京当幼儿园园长的王亚丽辞职回乡，开始了帮助聋哑儿开口说话的历程。

　　“刚开学时只有6个孩子，3个月后增加到了10个，半年后增加到了32个。”王亚丽说，学校开办3年，现在已经有了53名学生，由于空间限制，已经不能再增加名额了。“我必须保证一个班不超过10个孩子，而且每个班学习得有单独的房间，好多家长来电话想把孩子送过来，但没办法，为了保障现有孩子的学习效果，我只能拒绝。”在这所位于住宅小区的二层复式楼里，王亚丽道出了自己的苦衷。

　　聋哑儿童从开口说话到流利地使用语言，是个漫长的过程。

　　从早上7时50分老师到楼下接孩子的时候起，语言训练就已开始。“家长送孩子来的时候我们会让孩子们在楼底下有一个会合，大家简单交流之后再带孩子上楼。这样是为了锻炼孩子在公共场合的胆量，因为好多孩子因为自身语言障碍，在公共场合不敢开口说话。”王亚丽说，聋哑孩子在刚送来的时候是不愿意开口发声的，有的孩子甚至连哭都不会，所以康复中心的训练得先从发声开始，慢慢过渡到单音训练、词语与短句的训练、长句的训练。

　　每个孩子来的时间不一样，老师根据情况进行单人训练，在办公桌上垒起的厚厚几摞笔记本中，记录了每个孩子每天的上课内容和康复进程。“a o e i u ü，b p m f，这些音能发出后孩子们就会说出如爸爸、妈妈、阿姨等一些简单的词语，这一般需要两三个月的时间。然后再给孩子教双韵母，ai ei ui ao ou iu ，这时孩子说出的词语就更多了，如洗发水、洗手液、上厕所等等，在此过程中，老师会利用卡片和实物进行反复训练，做一些简单的看图说话的练习，来锻炼孩子的说话能力，帮孩子度过发声这一关。半年后，孩子能理解一部分三四个字的话，并能说出1—3个字的词语，如自己的名字、同学的名字、爸爸妈妈的名字，随后开始简单的对话训练，如上厕所的时候，每个孩子都要排队对老师说出‘我要上厕所’，训练孩子尽可能多说话，多表达。”王亚丽说，一般孩子经过一年半左右的康复训练，就能够听、说，这时候家长可以领回去进普通学校上学，“家长在这个过程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求家长在放学后应多和孩子交流，询问她在学校学习的内容，这样就能起到强化效果，无论是在大街上还是在一些公共场所，每当看到宣传画、图标都应告诉孩子是什么内容。家长平时也可以让孩子去邻居家借东西、送东西，去附近的小卖部买东西，回家后让孩子再叙述一遍买东西的经过。这样，孩子就会愿意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愿意和人们交流，慢慢步入正常儿童轨道。”

　　“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没法轻言放弃

　　据统计，我国听力语言残疾居视力残疾、肢残、智残等五大残疾之首。很少有人知道让这样一些孩子会说会表达，老师和家长的付出是何等艰难。

　　王亚丽讲述了一个故事，康复中心有一个会画会说会背唐诗的小女孩叫牛婧，刚来时没有聆听习惯，发音也没有气息，仅语训发音，王亚丽老师就用了一个多月，很多时候，她不得不利用每天晚上的时间加班为牛婧补课。为了建立声音与实物的联系，帮助孩子发音，她把食指放进孩子的嘴里按压发音，常常被咬破手指，或被吐一身。一个音几十遍上百遍地练习，才有现在会读课文、会说儿歌、会写字、会画画，能与别人对话交流的牛婧。“我们平常人说话舌头是会转动的，聋哑孩子之所以不会发声，是因为他的舌头不会动、不灵活，所以会有一些按压发声的联系。”王亚丽说，康复中心的孩子基本都来自甘肃农村，很多家庭特别贫困，不想放弃孩子说话的希望，勒紧裤腰带将孩子送来。

　　虽然来这里的孩子们昂贵的耳蜗手术费用由国家资助，但由于前期辗转于各个医院检查，后期的康复培训等，很多家庭已是负债累累。来自天水甘谷的学生家长杨文林称，耳蜗手术虽然有国家资助，但手术下来，自己也得花费七八万元，而且虽然人工耳蜗使用寿命有六七十年，但言语处理器一般七八年就需要更换，电池需要两年一换，费用在400元—600元。

　　康复中心一名叫张铎的会宁孩子，父亲送来时才3岁，先天耳聋，因为是家里唯一的男童，在做了耳蜗手术后，残疾的父亲才举债将孩子送到康复中心，只想让孩子学会叫爸爸妈妈。王亚丽还记得张铎父子刚来时，张铎和父亲全身衣服都是补丁重补丁，背的包上也是打了补丁，张铎父亲拄着棍子将1300元钱交到王亚丽手里，说：“只有这些钱了，就让孩子在这学一个月吧。”刚来时，张铎不会哭，更别说表达想法，经常满地大小便。训练了两个多月，张铎会说话了，张铎父亲来接他的时候，他第一次叫了“爸爸”，张父感动得泣不成声，扑通跪倒在王亚丽面前，千恩万谢。尽管不舍得不甘心，但没钱的父母不得不打算带张铎回家。王亚丽流泪了，她知道这个孩子如果不继续接受语训，回到他那个家意味着永远不会再说更多的话了。王亚丽找到了自己的好朋友，一个叫陈燕垣的女企业家，最后筹得了学费。“康复中心要运营，就不得不收学费，要不然房租和老师的工资就没钱给。”王亚丽说，来康复中心的孩子基本都来自农村的贫困家庭，好几个和张铎一样交不起学费的孩子，她也只能让他们在康复中心继续学习，“能有赞助最好，没人愿意资助，我也只能自己担着，但我不能开不收学费的头，要不然这个学校就没法办下去，孩子们也就没有了学习的地方，但没有钱交的，我也不能赶出去，在这里好几个像张铎一样常住的孩子，吃穿用都是我个人在承担，我没有办法强迫他们的家人把孩子接走，因为我知道这样会断送他们的未来。跟这些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比自己孩子还多，付出的心血也更多。虽然辛苦，但听到这些孩子能开口说话，看到孩子们的进步，我就特别高兴，特别有成就感。”王亚丽这样描述她跟孩子们的感情，“对于我来说，这些孩子已经成为生命中的一部分，我跟他们的感情，是一个母亲对自己孩子的那种感情。”(因受访者要求，文中部分人物为化名)

 兰 州 启 聪 聋 儿 语 言 康 复 中 心

    联系人：王 亚 丽 老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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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图 本报记者 谭安丽

　　作者：谭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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